本帖最后由 罗学娅 于 2019-6-10 15:54 编辑
我戴上了红领巾 “六.一”儿童节那天下午,孙儿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喊:“奶奶,我戴上红领巾了。” 我高兴地接过他的书包:“快站好,让奶奶好好看看。” 我仔细端详着兴奋中的孙儿:身穿白色短袖寸衫、米色西式短裤,脖子上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手上还捧着《入队证明》,幸福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真是帅呆了。“敬个队礼,奶奶给你拍一张少先队员的照片。” “敬礼!”孙儿一个标准的队礼,把我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好,好。”我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有意考他:“你知道红领巾为什么是三角形吗?” “它是红旗的一角。” “红领巾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 看来,这些少先队的基本知识,是难不倒他了。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他还带劲地踏起步来,雄赳赳气昂昂地唱起了队歌。 看着,听着,我也情不自禁地合着他唱了起来:“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奶奶,你也会唱我们的队歌呀?” “奶奶55年前就会唱喽。” “那你55年前就戴上红领巾了呀?” “是呀。”我善意地给孙儿撒了个谎,还煞有其事地现身说法:“咱们少先队员呀,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学习要更加努力,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他把这首早就会背的《长歌行》给接了过去。 孙儿蹦蹦跳跳地进房间做作业去了,我端起茶杯,移步窗前,眺望着湛蓝的天空,思绪随着洁白的云朵飞到了55年前的那个“六.一”儿童节。 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要年满9岁才能申请入队,学校革命委员会还要择“优”录取。因为我生日在年底,所以10岁那年才有资格写入队申请。为了早日入队,我非常努力,除了门门功课争第一,还认真学习了少先队的知识,甚至把“我戴上了红领巾”的作文都提前写好了。 万万没想到“六.一”儿童节那天,校长宣布新队员名单时,我竖起耳朵仔细听都没听见我的名字。我知道,准又是因为妈妈的右派问题被“考验”了。 我强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放学回家才捂在被子里伤伤心心的大哭了一场。班主任华老师晚饭后到家里来看我,苦口婆心地鼓励我,希望我振作起来,继续努力,争取明年“六.一”儿童节戴上红领巾。其实,华老师也是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知识分子,要不然,是不会到这个偏僻的煤矿子弟校来教书的。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头一天晚上,妈妈就高兴地告诉我:明天你就要戴上红领巾了,是我亲手抄写的光荣榜。 我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学路上,一直在哼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入队仪式开始了,我把头昂得高高的,嘴角翘得像豌豆角,好想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来分享我马上就要戴上红领巾的喜悦。 终于,校长宣读新队员名单了,怎么念完了还是没我的名字呢?我把求助的眼光投向华老师,她急忙到台前去看那两个少先队员抬着的光荣榜,看见我的名字了,但是被漆黑的墨汁划掉了,同时被划掉的还有几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的名字。 那一次,我真的是伤心极了,躲在自己的小房间哭了好多场,气得两天都没吃饭。 就在这时,武斗打响了,学校被迫停课。因为妈妈要受管制,不能离开煤矿,就我和外婆带着三个不到十岁的弟弟妹妹,随着逃难的队伍到处躲武斗。 但我没有忘记少壮努力,没有忘记读书学习。我到新华书店买了语文,算数方面的书,一有时间就坚持自学,两年多以后回校复课,直接考了初中,也就再没机会戴上红领巾了,成为我的一个终生遗憾。 今天的孙辈们多么幸福啊,6岁上学,7岁就戴上了红领巾。新时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开辟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陪伴着他们“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呢。只是要随时鞭策他们:前进路上需努力,勿等老大徒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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