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作为载体材料的角度看诗歌方式

新泽飞翔

从语言作为载体材料的角度看诗歌方式






诗歌是由语言材料结构而成的；是精神的物化载体。于此我也就找到了，从物化的角度进行比喻谈论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依据。

我们知道，人的意念或者“诗言志”的“志”在最初的状态不是语言的，而是一种印象式的；类似于表达之“絮”的混沌状之物。理顺它，使之具备物化形态，成为现实中相对固化的东西，能够找到的使之物化的工具就是语言。就作用以及实现方式而言：语言是借用相似物的承载以替换方式进行转运与搬运而实现“精神”由虚无向现实进行递送的。而语言化过程是通过转译与“翻译”的“中介”物来实现的。于语言使用性质而言：诗歌是一种借助语言材料实现承载与容载精神事物向现实世界进行转移的特殊载体方式，而这几乎是可以作为对于诗歌这一概念的一次全新的认知；定义或者命名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涉及的是如何承载的问题。这里就行为方式而言，古典体与现代体在具体操作上是不同、乃至于背反的，或者说：面对同一事物，现代体写作进行的是一种正面操作，是一心一意、围绕表达而进行的活动。而古典体写作采取的则是一种不同乃至背反的操作；它是在写作中替换了行为目的写作。相对于诗歌目标，这给人一种类似于放弃主要任务，而倾力于任务岔道，使所谓的诗歌目的具有了停留在名义上的事实。行为方式而言，这会给人一种心怀异志的不够专心致志的人格感觉。需要明确的是：这种文化操作的习性的、潜移默化的养成，是会带来深刻地作用于民族性格的东西。它的消极方面如：一个人对于工作，不是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其位不谋其政，把精力用在了去搞人际关系上，以人际关系替代工作成绩的印象；以其在文本写作方面的发展而言，就有了“诗无好坏”之说的以政治功利取代文本功利的葫芦搅茄子之类的说法上升到诗歌评价与标准的地域“特色”现象的发生。而能够给予这种人生观提供现实支撑与配合的，无疑是可以追溯到，历史生产力的低下乃至于达到极限、给生产者造成的发展前途丢失的漫长的古代文明期间。然，就这种文体方式而言又有着与游戏殊途同归的类似联系，这里它的积极理解也许是：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但假如所谓的工作已达发展极限，它的人们会不会把“休息”当做正事；出路去做。虽然，就行为方式而言，作为尝试文学世界的可能性的探求与反应，作为人类能动性的客观展现，这种古典写作方式其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方式，其与当时人们的现实困境的结合，对于历史上的人们的文化人格的转向所起到的精神诱导作用，使之成为人们精神心理上的一种行为选择的准行设置，从而在现实操作中，给人们带来性格方面的消极影响乃至于主观认知方面的偏差。

再回到诗歌。一般而言，古典体可以理解为一种“嵌入”式“写作”，而现代体亦即“自由体诗歌”则是一种以满足所承载物之需求而进行的语言操作方式。前者而言，古典体是固定了载体的；载体在先，随便一点的说，就是：载体为主，承载多少东西那要看载体是否便当，也就是说：能装多少算多少，重要的是得到一个创新、发展既有诗歌体制的好“载体”，无疑这饱含着对于“文学”初心的偏离；现代体诗歌是以根据运输物之不同而选用不同载体的写作，可以说：它是根据物的不同量身打造的递送标的物的语言载体，它是以物为主；变换形式满足物的形态需要，而实现完满“转移”精神事物的写作。显然，这是逻辑发展的结果，而非添加了人为意愿的个人对于两种不同体制写作及价值追求的存有褒贬意味的结论，因为一种写作和另一种写作之间其本身与政治无关，冠之于国家民族及其传统的说法也只是出于对于写作“方式”的一种占用的需要，故在进行技术评价中撇开这种人为地打扰，也是能够客观地对事物本身，以及文本方式方法进行观察、评判与辨别的必备前提。








201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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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夫

显然，这是逻辑发展的结果，而非添加了人为意愿的个人对于两种不同体制写作及价值追求的存有褒贬意味的结论，因为一种写作和另一种写作之间其本身与政治无关，冠之于国家民族及其传统的说法也只是出于对于写作“方式”的一种占用的需要，故在进行技术评价中撇开这种人为地打扰，也是能够客观地对事物本身，以及文本方式方法进行观察、评判与辨别的必备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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