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实

新泽飞翔

传统与现实





与理想主义者对诗歌创作进行人为拔高有所不同的是智利诗人聂鲁达把写诗仅仅看作是一门“手艺”。显然，这与那种把文学写作当做高尚事业来理解的人而言，可能造成的是一定的精神落差与不适。与之“情怀”相比，这样的表达、认识显然是不够浪漫的。跟许多的外国现代诗人相似，聂鲁达似乎更为注重实际（现实；脚边）、准确的表达，以至于把我们高举过顶的诗歌写作降低到商业、谋生的平行于生活的平凡的手艺的地步来看待；更有甚者，这对于绝大多数混迹于文学的文学人士无疑是构成了一种“职业”信仰的冒犯和精神冲击。我想，假如我们的文学人士能够领略到这一层意味；假如不是因为他的文学地位，如果是在中国他会很惨的，因为它还构成的是一种对于既有的文化体制的威胁和冒犯。

我知道我这样谈论我们的文学现实同样是危险的，并且我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有用。文化与文化的养成有很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也是被文化养大的，文化矫正意味着矫正一些人的爹娘，在孝敬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言祖宗不是的文化矫正无异于是“大逆不道”的。“道德”依然稳固，被大多数人簇拥着。它就在那里，想要改变；想要动它，真的是很难“一蹴而就”立见成效而得以实施的事情。改变人们的定势思维及其文化“制度”，几同于个人改变海洋还是被众水杀死，这样简单明了的逻辑道理，是有此妄想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样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文学是实际的还是不着边际的天马行空。这涉及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一个善于唱山歌、喊号子的人，还是一个细致生活中的现代人。虽然，细节决定文化人格的构成也决定艺术的价值认知方向。

当然，在此发牢骚并非我写作此文的本意，而是我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写诗还是诗在写我们的话题，谁为主谁为次，这依然涉及到必须的颠倒主次而文化的问题。传统而言“诗言志”，但在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这种“志”是受到语言制约的，如果脱离开这种语言材料因素的制约因素诗是难为诗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涉及到我们研究事物是从事物出发还是从我们的自身出发的问题。因此，至少诗学的目的不在于抒情，而在语言材料的使用，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语言。那么依此我们似乎能得出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的艺术方向与出路，它非自我抒情，而在于实现抒情的方式，即作为媒体方式的语言“自我”的实现方面，这是一种依照语言的“客观”属性与特性、使用语言，而非凌驾于语言材料之上的“霸凌”语言的行为。故此，我们对语言艺术的成就方式，至少从此层面上是需要深入改变观念的。传统不一定是对的，否则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将成为荒谬的代名词。如果过去不是比现在更好，如果我们的时代、生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一下，坚持和遵照传统的必要性。

至于我所说的“一个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是因为传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历史文化样式有无法回避的事实；同样我们也无能回避另一种诗歌的写作方式的现实，这如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实质是一个认识的层次与程度所带来的看问题的角度问题，它将无可避免地带有相应的文化烙印。






2019.10.05

---------------------------------

一工一

智利诗人聂鲁达把写诗仅仅看作是一门“手艺”~~~也倒是，文字本身存在，写文字的也不过是一种产品的加工，组合和构建罢了。。。也算一种技术性工种~~~

新泽飞翔

李哲夫 发表于 2019-10-26 17:20
至于我所说的“一个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是因为传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历史文化样式有无法回避的事实； ...

周日问好！

李哲夫

至于我所说的“一个并非非此即彼的问题”是因为传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一种历史文化样式有无法回避的事实；同样我们也无能回避另一种诗歌的写作方式的现实，这如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实质是一个认识的层次与程度所带来的看问题的角度问题，它将无可避免地带有相应的文化烙印。

不错的文字